昆山龙哥事件为什么最终判了正当防卫? 因符合刑法特殊防卫要件

事件经过：从交通争执到致命反击

2018年8月27日晚，江苏昆山开发区震川路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当晚21时许，于海明驾驶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与驾驶宝马轿车的刘海龙（绰号“龙哥”）因变道问题发生争执。刘海龙随即下车对于海明进行辱骂和殴打，随后从车内取出一把长59厘米的单刃砍刀，连续多次砍向于海明。过程中，砍刀不慎掉落，于海明迅速捡起刀具反击，刘海龙见状转身逃跑，于海明追砍数刀后停手。最终，刘海龙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于海明被警方控制。

事件发生后，现场监控视频被网友上传至网络，迅速引发全民关注。视频清晰记录了刘海龙主动挑衅、持刀攻击的全过程，以及于海明从被动防御到夺刀反击的行为。公众普遍认为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对其可能面临的刑事追责表示担忧。

法律基石：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原意

要理解昆山案为何判正当防卫，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明确：“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条款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二是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普通防卫）；三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可行使“特殊防卫权”，造成伤亡也不算过当。

在昆山案之前，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常被“严格化”认定。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倾向于以“损害结果”倒推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导致“唯结果论”——只要出现死亡或重伤结果，防卫人往往被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这种倾向使得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敢果断行使防卫权，甚至出现“好人被判刑”的争议案例。

核心逻辑：昆山案中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分析

昆山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在调查后，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核心依据正是《刑法》第20条，尤其是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具体可从三个层面拆解：

第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具有“紧迫性”。监控视频显示，刘海龙从车内取出长刀后，连续多次对于海明头部、颈部等要害部位挥砍，其行为已构成“行凶”——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尽管砍刀掉落，但刘海龙并未放弃侵害意图，反而转身向自己的宝马车跑去（车内可能有其他凶器或同伙），此时不法侵害并未结束，于海明的追砍行为仍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第二，防卫行为具有“必要性”且未超过“合理限度”。于海明在被砍伤后，夺刀反击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从现场情境看，刘海龙身高体壮且有暴力犯罪前科（此前因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多次被判刑），于海明作为普通公民，在突发暴力面前难以精准控制反击力度。司法机关强调，不能苛求防卫人在紧张、恐惧的状态下做出“理性计算”，而应结合现场环境判断防卫行为的合理性。

第三，符合“特殊防卫”的适用条件。刘海龙持刀攻击的行为已属于“行凶”，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针对此类严重暴力犯罪，防卫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这一认定打破了“死伤即过当”的惯性思维，回归到对“不法侵害性质”和“防卫必要性”的实质判断。

理念革新：从“结果导向”到“情境综合判断”的司法转变

昆山案的判决，本质上是司法理念从“结果导向”向“情境综合判断”的重要转变。以往，部分司法人员在认定正当防卫时，容易陷入“损害结果=过当”的逻辑误区，忽视了防卫行为发生时的紧迫性和防卫人的心理状态。而在昆山案中，司法机关首次明确提出：“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起因、不法侵害的强度、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性质以及现场环境等因素，准确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201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就包括“陈某正当防卫案”“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等，旨在引导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昆山案发生在这一背景下，正是最高检指导精神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即通过对“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防卫行为是否必要”的实质判断，激活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此外，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展现出的“透明化”也至关重要。案发后，警方第一时间公布了完整的监控视频，让公众得以直观了解事件经过。这种“看得见的正义”不仅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更让判决结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所言：“昆山案的处理，是司法机关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的生动实践，也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公众树立法治信仰的重要契机。”

社会舆论与司法理性的良性互动

昆山案的判决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关注，但这并非“舆论干预司法”，而是“舆论监督司法”与“司法回应民意”的良性互动。事件曝光后，网友通过社交媒体、新闻评论等渠道表达对“正当防卫”的讨论，核心诉求是“让好人敢还手”。这种民意背后，是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即法律应当保护合法权益，而非让守法者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束手束脚。

司法机关在处理过程中，既尊重了事实和法律，也充分考虑了社会公众的法治需求。昆山市检察院在通报中明确指出：“于海明的行为不仅是正当防卫，更是公民对不法侵害的勇敢反击，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社会的肯定。”这种表态不仅是对个案的回应，更向社会传递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价值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关注并未干扰司法独立。监控视频的公开、案件细节的透明，让公众看到了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过程，判决结果是基于法律条文和案件事实的理性产物。正如法学专家所言：“舆论的作用是推动司法公开，而非左右司法判断。昆山案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民意与司法可以达成共识。”

时代意义：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里程碑

昆山案虽为个案，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让《刑法》第20条从“纸面条款”变为“活的法律”，更推动了后续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认定的“松绑”。

2019年，福州“赵宇案”中，赵宇因制止他人强奸被认定为“防卫过当”，引发舆论关注。在最高检指导下，当地司法机关再审改判赵宇“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2020年，丽江“唐雪反杀案”中，唐雪因反抗醉酒闹事者持刀上门滋扰，最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这些案例的判决逻辑与昆山案一脉相承，均体现了“情境综合判断”和“特殊防卫权”的适用。

据最高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正当防卫案件中，认定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比例较2018年之前提升了近30%。这一变化的背后，正是昆山案撕开的“司法口子”——它让司法机关敢于依法认定正当防卫，让公民敢于行使防卫权，更让社会形成了“正义不必退缩”的法治共识。

从更深层看，昆山案的判决是我国法治进步的缩影。它标志着司法机关在处理复杂案件时，既能坚守法律底线，又能回应社会关切；既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能彰显法律的温度。正如法律学者所言：“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更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当守法者敢于向不法侵害说‘不’，社会才能形成‘邪不压正’的良性循环。”

结语：从个案正义到制度完善

昆山龙哥事件最终判正当防卫，并非偶然的司法“特例”，而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以个案推动制度完善，用正义回应民意期待，让“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从口号变为现实。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判决意味着：面对不法侵害，在合法范围内果断行使防卫权，法律将是最坚实的后盾。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它提醒着：认定正当防卫时，必须回归立法原意，综合考量现场情境，避免“唯结果论”的机械司法。

如今，“昆山案”已成为法治教育的经典案例，写入法学教材，走进普法课堂。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更是一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当每一个公民都能感受到法律的保护，当每一次正义都能得到及时伸张，法治中国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