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过去30年深圳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得通"的明证;未来30年深圳的探索,将为"和谐中国"、"小康中国"、科学发展的中国"闯"出一条新路。
一个曾经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省尾国角"的小渔村,发展为影响世界的现代化城市需要多长时间?深圳的答案是30年。
经过30年的发展,2009年深圳的生产总值已达8201.23亿元,比1979年增长979倍,年平均递增25.8%,创造了世界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奇迹。这一年,深圳人均GDP为1.36万美元,达到国际公认中等发达水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但改革的曲折、突破的艰难、发展的迷茫、成功的喜悦,数据无法一一诉说。作为改革先锋,深圳特区曾带给了中国太多的争议和惊喜,而每一次的争议和惊喜又都化作新的动力,不仅支撑着深圳在改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同时也推动着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而立"究竟"立"起了什么?需要上溯到故事原点,1980年8月26日。当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等四地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和经济制度。一个新时代的大幕在深圳开启。
30年间,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深圳不断解放思想,始终在自信地探索着新路。从最初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高科技创新企业之都,从经济改革到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从最初对外开放的"处女地",逐渐成为先进经验和先进制度的试验田,始终引领中国风气之先。
30年间,深圳曾诞生过200多个国内"首次"、"率先",也创下并保持着多项全国"第一"、"之最"。但面对浦东"后来居上"、滨海"蓄势待发"、成渝、长株潭的"奋起直追"……深圳也有是否"将被抛弃"的深深隐忧。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深圳出题:"未来30年,深圳要干什么?"
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经济特区,随着昔日的"特区"优惠政策逐渐普惠化,深圳将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面对未来?
采访中,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胡恒芳强调,三十而立的深圳将再次担负起改革"试验田"和科学发展"排头兵"的角色,在未来三十年继续先行先试,"对全国普遍实施的改革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对制约深圳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率先突破,对代表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改革勇于探索。"
解放思想的实践者
今天,如果向任何一位了解深圳的人询问这座城市30年来带给了中国什么,几乎都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不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敢闯"、 "敢冒"的精神。
"勇于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15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程,靠的就是思想解放,靠的就是一个’闯’字。"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敢闯、敢拼、争先排头已经成为深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为本刊记者解读说,这既道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诀窍",又讲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干其他事业一样,一是要解放思想,二是要大胆实践。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实践成功经验的根本点。
在此后的日子里,特区的建设者一直牢记这样的嘱托,并且凭借这富有冲击力和挑战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摧毁了桎梏改革的精神枷锁,更推翻了在传统体制下一直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些"神圣"教条,为自己也为中国"闯"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2007年12月广东再次掀起"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热潮,深圳又一次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2009年,涵盖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金融、教育等诸多领域改革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正式破题。深圳再次为中国新阶段的改革开放"投石问路",再次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
而在新的发展阶段,30年发展在打下雄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带给深圳诸多"成长的烦恼":经济总量达到较高平台,经济内生动力和后劲不足;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改革仍有待深化。
针对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深圳明确提出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通过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走出一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升级之路,又一次在全国率先引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先。
"坚持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深圳经济特区正是敢于解放思想,敢试敢闯,结果闯出了发展的新路子,闯出了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钟坚看来,深圳特区实践所形成的最大优势,就是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是先人一步的开放意识,"面对未来,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二是解放思想是用足、用好、用活政策的关键;三是改革开放重在实践;四是要允许试验,允许犯错误。"
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改革之初,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困境下,全面实现现代化。在一个由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维系着的落后国度里,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体制内部造成普遍贫穷的制度机制,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条出路究竟怎么走,却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争论声中,深圳面向一河之隔的"东方之珠","不争论"埋头学习香港、探索市场经济在内地的实践。回顾深圳开拓市场经济体制的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告诉本刊记者,深圳在四个方面的率先,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成了奠基礼:
其一,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使用制度。1987年5月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改革方案》,提出对土地实行商品化经营,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允许土地在一级市场政府垄断的条件下进行流通、转让、买卖和抵押,引入竞争机制,使土地的商品性得到充分体现。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举行国土有偿使用权拍卖会,以525万元拍出了罗湖区一块面积8588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开创了中国土地拍卖的先河。
其二,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试点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政府文件,它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和体制作出了比较规范化的规定。1987年政府又出台了股份制企业的登记注册办法,1988年又下达文件对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到1989年,深圳已有股份公司189家,推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三,建立现代金融服务制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深圳人深知它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引进外资银行,1985年10月31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在国贸大厦隆重开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获准在内地开业的外资银行;其次鼓励企业办银行,1987年4月8日,由招商局独资创办的地区性银行–招商银行(600036)在深圳成立;发展综合金融服务集团,1988年以保险为核心,融政权、信托、银行、资产管理、企业年金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中国平安(601318)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这些金融服务的发展促进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创新。
其四,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国有资产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新体制,由3家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国家从事国有资产的资本经营和产权运作,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1992年9月成立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993年10月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这样就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离以及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效实现了政企分开,解决了国有资产出资者主体缺位问题,理顺了产权关系,加强了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展望未来,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吴优、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告诉本刊记者,深圳的发展路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发展的动力机制将由体制改革为主导向创新驱动为主导转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核新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增长机制将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向依靠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转变,从以外需市场为主体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转变;高度重视深层次的社会协调问题,从偏重经济发展向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转变,从偏重物质进步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转变。
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深圳特区30年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时评述道:"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深圳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锋,达到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目标。"
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2009年7月31日,中央编委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深圳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特区成立以来的第七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坪山新区挂牌–作为市政府直属派出机构,调整基层管理体制,缩短管理链条;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
对此,《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评价道:深圳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改革试验权,跳出"现行体制之外",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田"作用。
过去30年,深圳进行了7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新中国地方政府中所仅有。一方面,可以看出深圳市政府"自我革命"、"勇于探索"的胆略和豪气;另一面也表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早发地和"试验田",深圳也先于内地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问题不断凸显,影响科学发展的行政体制机制性问题仍未从根本上消除,推动着深圳政府必须快步前进。
"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是因为各种利益和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顺利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远远大于以前,但这绝不意味着应该就此停住改革的步伐。"辛向阳认为,"如何创造一个透明、高效的行政体制、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对深圳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特区未来30年改革开放新局的突破口和起步点。"
深圳这次改革后,设置31个工作部门,减少15个机构。市政府机构统称为工作部门,并根据部门职能定位作出区分。具体分工: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称为"委";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称为"局";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称为"办"。
"通过相关职能及其机构的整合,合理配置和运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以解决某些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问题。这一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具有为全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探路的意义。"辛向阳对目前深圳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探索寄予厚望,"阻力当然有,可能主要来自于条条的制约,尤其是各个垂直管理机构的制约。"
未来,深圳因此引出的探索可能会更多、更具体、更繁重、更艰巨。比如,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利文认为,深圳应加强党内民主制度改革的探索力度,加快建立制度化党内民主参与机制,探索完善的党代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进一步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将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应有作用视为深圳特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特别是要强化人大的监督功能,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管,率先建立起对政府官员’花钱’的监督体系,形成一套完整和健全的运行机制。"
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看来,深圳特区未来应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如果深圳能率先将包括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做好,让老百姓看到党和政府加快民主法治建设的决心和示范,那么,深圳特区在新阶段又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创新型城市的开拓者
"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可以用’改革’二字概括外,还可以用’创新’二字命名。"采访中,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30年来,深圳历任主政者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深圳全国最早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使深圳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迅速转变成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他特别介绍了"六个90%"的深圳创新特点: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自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研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30年间,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044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增长到8507.8亿元,国内专利申请量2009年达42279件,成长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涌现出大量富有成长性的中小科技型企业。199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22.9亿元,2009年则达到了8507.8亿元。特别是华为和中兴。2009年,华为申请国际专利1847项,居全球第二位;中兴申请国际专利502件。两家深圳本土企业所申请国际专利占全国申请量的1/3。
据统计,2009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每万人专利及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新能源、互联网、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在迅猛崛起,向支柱产业发展。
胡恒芳介绍说,"正是由于始终牢牢抓住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营造了宽松有序、充满活力、具有独特优势的创新创业环境,使深圳收获了骄人的创新成果,赢得了优势,赢得了实力,赢得了’自主创新’这个闪亮的城市品牌,也为未来的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对于未来,深圳创新性城市的发展,最具想象力的就是"深港融合"。在5月23日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继续推进深港经济融合,促进深港全方位合作,落实粤港澳打造"世界级新经济(310358)区域"的战略部署,力争在共建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谋划建设"深港金融圈",形成具有更强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
在胡恒芳看来,未来深港融合将使深港具备叫板世界顶尖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实力。今年3月,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显示,香港在伦敦、纽约之后排名第三,深圳位居第九,领先第十一位的上海和第十五位的北京。
对此,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接受采访中积极回应,"眼下港深合作的一个重点是深圳前海地区。基本构思是,将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与前海的地缘和交通便利相对接,在前海引入香港现代服务业经验,以支援大规模的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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