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 日前,国务院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构建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这是继国务院消除深圳特区关内外之别,批准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方案,以及批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等以来,在区域经济规划上布下的又一棋局。
无须讳言,当前区域经济规划正在成为摆渡中国经济航向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区域政策方案的相继面世,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试点的舞台,为目前亮点稀缺的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和题材。
划定一定区间进行特区式试点,是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主要支点,特别是深圳特区,为全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有效的范本和诸多经验教训。如今政府批准具有不同经济特征的代表性地区进行多角度多视觉的探索,应该说有助于为全国性的整体改革提供不同的范本和案例。但这些获批试点的区域能否在探索和改革中积累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严格地讲,除倚仗所获批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智慧外,答卷的主体是市场和私人部门。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诸多区域规划,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这些区域战略规划不同程度地使不同层次和特质的经济活跃起来,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如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显著快于东部地区。不过,由于区域战略实施时间还不长,至今尚难形成可供一般化推广的经验和范本。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其中部分原因应该引起目前新获批试点地区的注意,以防微杜渐。
当前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依赖于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其中城市化成为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的“造城”运动虽然可以促进GDP增长,但却扭曲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这种单纯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资源更多地向无法稳定安置就业的单链条迂回生产积累（投资结束迂回生产也就无法持续）。这既导致资源无法有效地提高投资使用效率,又无法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从而导致即便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实际上也是一种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如当前城市拆迁纠纷向郊区和农村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存量利益博弈,本身就反映了当前国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另外,这种国民收入是基于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还反映在目前的高房价上。
显然,盲目的城市化扩展和投资很容易陷入不可持续的投资依赖。因此,新获批的多个区域经济规划应该预防这样的“信赖症”。
此外,地方政府应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并非仅得益于优惠政策,主要是政府低经济干预度和为市场提供相对充足的市场空间。而经济发展相对有限的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享受特区优惠政策的地区经济未能脱颖而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未能有效改善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的问题,交易壁垒多而交易成本高,遏制了这些地区经济之发展。
鉴于此,简单地把目前获批的区域经济规划解读为政策优惠和基建等投资活跃地区,并不全面。区域政策策动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所预期的以一带百辐射效果,并非是简单的产业投资结构升级———把现有产业转移给邻近地区而投资新的产业,而是如何实现政策与当地经济实际的互融互合。因此,区域经济规划,政府的扶持是个精细活,并非争取优惠政策搞投资引资这么简单,而是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脱胎换骨的意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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