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财税人共话30年财税改革

老财税人共话30年财税改革

  原文标题:老部长、老局长与财税人共话30年改革风雨历程

  12月12日,由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经报社和中国税务报社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老领导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等财税界老同志,与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我国财税界、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30年来我国财税改革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问题,回顾过去,探究现在,展望未来。

  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三位老领导是我国财税改革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财税改革发展中许多重要决策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座
谈会上,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回顾了30年来财税改革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总结了财税改革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他们表示,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的财税改革波澜壮阔,它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面临过一系列复杂问题,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这一段
重要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揭示其所蕴含的重要规律,对于促进我国当前和今后的财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杨崇春、许善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以及财税专家王传纶、陈共、何振
一、姜维壮、白重恩、李俊生、夏杰长参加座谈会并发言。他们认为,我国30年来的财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规模逐步扩大,财政宏
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财税改革深入推进。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的30年,是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
化的30年,是财政宏观调控不断改善的30年,是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健全的30年,是财政管理水平和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的30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到会致辞。中国财经报社社长孙国府、中国税务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迪恳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主持。

  分税制改革抓住了历史机遇

  ——财政部原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仲藜

  2003年,我参加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组建时间不长,有一次,温家宝总理到会上部署工作。他谈到,中央常委认为,10年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10年时间,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年财税改革的得失、经验,我深深感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及财政、税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

  抓住机遇一步到位

  分税制改革,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来了。十三大报告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前提下实行分税制。但是在“包”字占改革主导思想的当时,是没有条件去具体实施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采用的大问题,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
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思想禁锢解除,改革目标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实
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当时国家财力不足,行政能力减弱,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正是这些情况为财税改革带来了历史机遇。

  1993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正确决定,进行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紧接着,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财税改革迅速启动。原来财政部
提出的方案是分两步走,而国务院决定,不要分两步走,要一步到位。当年夏天在北戴河,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了改革方案的制定、论证、修改以及协
调工作。

  从1993年8月起,朱镕基亲自带领中央财政、税务、经贸等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到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做工作。没有这样的支持,光靠财税部门,这项改革能否推动要划个大大的问号。

  财税部门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双方有碰撞,有博弈,有协调,也有妥协。这些碰撞、博弈、协调、妥协在发达地区有,在不发
达地区也有。例如,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有的地区则担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等。但最后,改革还是得到了地方政
府的支持和理解。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也是当时财税改革能够推进的关键。

  新税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是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支持。一些企业表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愿意照章纳税。一大批专家、学者找根据,说道理,介绍国外财税制度、改革经验,为财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为改革出谋划策。

  改革的成功还离不开广大财税干部和职工的辛勤努力。他们事前作了大量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新制度作了多个方案模拟、测算、比较;与有
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开展了大量培训。改革推出后,财税部门又积极组织收入,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仅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下发
或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有关调整补充文件就有84个。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

  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

  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收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我当时是财政部的主要负责人,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
可能有人指责是分税制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
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金人庆同志作出响
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镕基同志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朱镕基同志非常理解,特批借
款,期限3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
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我第二天向朱镕基同志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如不采取措施,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不仅新增部分保不住,连基数都要出“赤字”,中央财政将大亏,中央财政的困难比改革之前会更加严重。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目的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实现全年目标。具体措施是对1993年末
下发的财税改革方案进行四项调整。会后,四项调整方案报国务院领导审批,均得到批准。7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朱镕基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入情入理的
讲话,并宣布了四项调整决定。

  四项政策中,有两项非常重要:一是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产、培植财源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由全国统算对各省平均返还改
为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项政策的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也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
转移支付。第二就是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4年增收目标。实现增收目标,1993年的收入基数和当年增量返还,财政部保证兑现;如果收入达不到
1993年的基数,说明基数不实,财政部将扣减1993年的基数;收入任务只完成了基数,没有实现增收目标,就按实际数和增收目标的差额,扣减当年的返还
数。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长51%。各地按1993年增收幅度的1/3作为1994年的增收目标,平均增幅是17%。照此测算,财政收入增幅只要
达到16.5%,中央财政就可以不亏了。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所以李鹏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这一年,在消化了期初库存退税、取消“两金”而减收等因素之后,财政收入增加了850亿元。如果加上前两项的减收,增收在1300亿元~1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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