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中国制造的超越之路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是世界上的低成本生产国，即使是中国也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称号。
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上个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曾是美洲地区欣欣向荣的生产基地。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一跃而取代了墨西哥的地位，致使超过27万墨西哥人失去了装配工作，上百家工厂停产，墨西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50多亿美元。“中国制造”的标志到处可见，从玩具到纺织品，甚至瓜达卢佩圣母雕像，这个标志已经成了对墨西哥经济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代名词，也是经济全球化陷阱的代名词。
墨西哥的担忧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的经济腾飞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在巴西、波兰、葡萄牙、韩国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它们逐渐丧失了低工资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
但这些国家不应只是盯着被中国抢走的饭碗，而应记住一条经济规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是世界上的低成本生产国，即使是中国也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称号。
对于眼见国外投资者涌向东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威力似乎难以匹敌。然而，历史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仅仅20年前，美国曾坚信德国和日本先进的商业模式和产业政策会迫使美国国内的工厂全部关门大吉。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也曾为韩国和台湾高科技产业带来的威胁而忧心忡忡，同时美国总统候选人也警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墨西哥“鲸吞”大量原属美国的工作机会。而如今，美国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对其贸易平衡和就业率造成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担心工作流向别国，而这一点常为政治目的所利用。政治煽动蒙蔽了人们的视线。其实，每个国家只有发展及进化自身经济才能应对新的国外竞争者带来的挑战。
通往高附加值之路
中等收入国家应该通过三个必要的步骤推动经济发展，而不应试图抢回那些低工资、低技术含量的组装工作。这些国家必须鼓励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判明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在促进竞争、鼓励创业、提高经济灵活性等方面推进改革。
首先是鼓励经济转型。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向高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要转向全新的行业（例如高科技、生物科技或纳米技术），而是要让企业在目前所处的行业中实现自然发展进化。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相似的经济现象：企业先是从一个行业的简单而劳动密集的部分起步，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练，这些企业有能力进入利润更高的领域竞争。例如，在意大利北部的纺织服装行业，服装生产大多已转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区，但是意大利北部纺织业的就业率仍然比较稳定，因为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服装设计以及协调全球生产网络等工作中。在美国的汽车行业，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从墨西哥进口的整车迅速增加，但从美国出口至墨西哥的汽车零件却也翻了两番，这使得大量资本密集型的工作和高薪工作都留在了美国。
同时，中等收入国家必须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才有望在全球化经济中实现更高收入。例如，原东欧阵营国家不乏教育程度高而薪酬一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了西欧企业的离岸基地。印度劳动力教育背景良好，并且讲英文，因此在信息技术和商业外包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国有一个与欧洲规模相当的共同市场，因此不仅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低工资出口基地，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巴西和印度也享有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
最后，必须推进政府改革。政府与其拿纳税人的钱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财政刺激，还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改善交通网络、电网和电信线路。除此之外，决策者必须推动更广泛经济领域内的竞争，以迫使企业改善经营，采用最佳实践，不断创新，向经济价值链的更高层次迈进。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关注经济特区或优先照顾的出口行业，而其他行业内的竞争则死气沉沉。价格控制、关税、执照审批要求和其他产品法规限制企业进入市场并削弱了竞争。
印度价值50亿美元的汽车行业表明，取消种种苛刻的法规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收益。20年前，印度汽车市场为两大国有汽车制造商——印度斯坦汽车公司和印度总理汽车有限公司(PAL)所主宰，只生产很少的一些过时车型。1983年，印度政府允许铃木汽车公司少量参股，与小型国有汽车制造商MarutiUdyog创办合资企业；1992年，另外九家国外汽车制造商获准向印度投资。新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为这两家老厂带来了严峻的竞争，最终印度总理汽车有限公司（PAL）遭到无情的淘汰。印度汽车行业如今生产的汽车数量是20年前的13倍，成了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04年，塔塔汽车公司向英国出口了2万辆汽车，以MGRover品牌在英国销售，成为印度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印度的物价以每年8%至10%的比率下降，促使市场需求迅猛增加，并在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保持了就业率的稳定。
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做起
虽然政府改革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必须有一家企业对一个行业的变革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各工厂管理者在评估竞争环境时，会通过改进自身的经营方式来做出反应。
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对来自日本企业的竞争做出了反应。日本企业一开始很快控制了记忆芯片等行业，导致美国公众强烈抗议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以及高薪白领工作的流失。但是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进行了自我改造。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等大型企业放弃了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DRAM)业务，而加大了对生产微处理器和逻辑产品（半导体行业下一轮增长点）的投资。英特尔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微处理器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而德州仪器成了数字信号处理器（手机的核心部件）的龙头企业。摩托罗拉也在微控制器和车载半导体领域建立了强势地位。在这次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半导体行业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电子产品领域的就业总人数一直稳定保持在50万人左右。
少数墨西哥企业的经验表明，它们也可以通过转向生产供应北美市场的更高端、利润更丰厚的产品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它们的成功应该能够为本国企业以及其他为自己日渐失去成本优势而焦虑不安的中等收入国家企业带来一丝乐观。
戴尔、诺基亚等企业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捷普集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过去几年中，墨西哥国内遭受冲击最大的行业莫过于电子产品行业。随着订单纷纷流向亚洲，从2001年至2002年，捷普集团原先的3500名员工减少了一半。捷普集团并没有力图挽回失去的订单，而是学习生产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产品（例如，电脑路由器和手提信用卡机），而这些产品原先都是美国生产的。
该公司在墨西哥的一家工厂的管理者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市场，确定了必要的业绩水平以及廉价劳动力可带来优势的领域。结果，这家工厂改造了存货系统，并训练员工能够同时从事多项工作，这家工厂生产的产品从原来的600种增加至6000多种。订单蜂拥而至，员工人数比2001年顶峰时期还高10%。其他一些墨西哥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转型行为。
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国的迅速崛起似乎让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企业领导感到措手不及。如果这些国家想在全球化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它们就不能惊慌失措或闭关自守，而是必须重新启动改革计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反应更迅速的国家就会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