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哲学离会计和审计有多远
——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副总经理戴锡宝
在北京西直门桥东北角的一座大厦上赫然挂着“中国铝业”四个大字，很多人从这里一望而过，却不知道在这座大楼里雄踞着中国最大的原铝供应商、中国最大的氧化铝生产商，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企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2007年的销售收入是761亿，利润是143亿。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戴锡宝正是这家同时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铝股份公司的内审部副总经理。在采访开始，戴锡宝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先给记者讲了一个《扁鹊与齐桓公》的故事：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齐桓公认为扁鹊的医术无人能出其右，而扁鹊解释说，自己的医术兄弟三人中最低，因为大哥在病人发病前就能发现并治好，因此没有人觉得大哥医术高明；二哥善于在病发初期将疾病治好，旁人往往觉得是由于疾病不严重才容易医治；而扁鹊只能在疾病症状较严重时才能判断用药将疾病治好，但却因为经常是救人于危难，被老百姓奉为“神医”。
戴锡宝说，企业的内审工作与扁鹊的治病的道理相同，虽然大家都明白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又不如将问题化解在萌芽之前，但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前并不容易。而自己在中铝股份公司这家国有控股企业要做的正是要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对于这个需要比扁鹊“医术”还要高明的岗位，具有14年财务生涯的戴锡宝现在已是得心应手。但是我们很难想象，30岁之前，他还是一个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大学老师！而自己所教授的哲学课程也与财务和审计毫无瓜葛。这个跨行业转型的故事还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高考改变命运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非常时期，三岁的戴锡宝在国家“三线建设”的大旗号召下，不得不随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走进湖北宜都的山区，在那里开始了自己有清晰记忆的童年。
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在纷乱、无序的政治环境下，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无意的一句话甚至家里养的母鸡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政治攻击的理由或目标。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为冷漠，这让童年的戴锡宝备感压抑。
戴锡宝在家里排行老四，他六岁开始在军工厂的子弟学校上小学，当时的子弟学校由于依托大企业，教学条件比社会学校要好一些，甚至有自己的图书馆，这给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戴锡宝一个宽阔的思想空间，他从这里开始接触各种文学流派的熏陶。
7岁那年，戴锡宝有机会和家人在假期回过一次北京，由于母亲是北京人，所以戴锡宝感觉像是回家，感觉自己的根还在北京。期间母亲曾领着戴锡宝从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经过，他在向里面张望了几眼后，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感觉总有一天还要回到北京，但是在文革的热潮中，没人知道自己的命运轨迹将会向那里发展，没人知道回京的这个时间点在哪里会出现！
似乎在那个时候，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机会，就是高考，否则自己将不得不成为一个待业青年，其后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进工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父亲就是八级锻工，作为厂里的高级技术人才，工资甚至比厂领导还要高，但是戴锡宝不想再重复父亲走过的路，他知道，外面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世界在等着他。
国家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让还在读初中的戴锡宝看到了希望。1980年，16岁的戴锡宝第一参加高考，结果全校被剃了光头，无一上榜。当时全国大学的录取比例是3%左右，
厂里为了争口气，把连同戴锡宝在内的五名同学，送到社会上一所较好的学校复读。为了跳出这压抑的生活圈子，戴锡宝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他当时横下一条心，极为刻苦，中午不睡觉，困了就在脸上摸风油精，苦苦的熬了一年。努力在第二年终于开花结果，戴锡宝的成绩是宜昌地区文科状元。
高考前，戴锡宝曾在电视上看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北大讲课，自己也遐想如果能有机会在北大上学，聆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讲课，那是何等幸事！
戴锡宝的高考成绩让他的梦想实现成为可能，老师极力主张戴锡宝填写北大的志愿，湖北省每年大约有20多个上北大的分数线，如果成绩排在前面的考生志愿有差异，上北大极有可能。老师认为这不仅仅是戴锡宝个人荣誉，也是学校的光荣。当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躺在戴锡宝手里的时候，全家人兴奋不已，戴锡宝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主动选择的拐点。
戴锡宝说：“人生中经常有一些梦想，当你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变为现实！”
“混”在北大
“17岁上北大，一个宿舍，八张床，七个兄弟”。戴锡宝开始了被自己戏称为“混在北大”的求学生活。
从走进北大前的“考试机器”，到进入北大后相对宽松的生活节奏，戴锡宝一下子有点失去紧张感的茫然。北京、北大让十四年后重新回到北京生活的戴锡宝感到新鲜。当他有了对时间的支配权和对兴趣的选择权时，自己却失去了方向感，“上课、踢球、打扑克、看小说，成绩不是最好，但也没有落在后面”。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戴锡宝说大学四年自己没有去过多考虑，因为那时候还是国家包分配，自己只是在北大随波逐流。1985年，在面临读研还是就业选择时，“看别人考研自己也就跟着去考研”。戴锡宝回想起来说：“当初纯粹是跟风考试，北大的学生就是不怕考试，结果自己又上了北大的哲学研究生。”
对于三年的读研生活，戴锡宝说：“这时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了，专业研究领域更加细化了，像费尔巴哈的著作自己慢慢能读懂了，老师让写读书心得时，自己也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和逐渐在全国蔓延升温的经济热潮相比，这些“心得”又让他觉得不能“脚踏实地”。眼见身边经济类专业的研究生都去企业做事，而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个体户都靠倒买倒卖致富，这让整天研究哲学的戴锡宝感觉心有不甘。他迫切希望找到一个投入经济热潮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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