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唐宫延政变看企业接班人培养

从大唐宫延政变看企业接班人培养

      企业在接班人的培养上,都应做到权责清晰的情况下,有阶梯的去进行培养,决不能因自己的喜好而为。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时代。对于世界而言,它让中国再度成为超级大国,也将中国的版土扩大到极至。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内部的管理理应是其他学习的榜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国,每一次皇位的迭更,无不伴随着骨血残杀。


  唐高祖李渊一直爱秦王李世民胜过爱太子李建成,李建成多次辞请退去太子之位,让位于二弟李世民。而秦王李世民则推辞不就,誓言力佐大哥登基,兄弟和睦。那些的相互推脱之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兄弟之间的竞争却是一刻也没能停止过。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终于发动玄武门之变,手刃大哥太子李建成和四弟巢王李元吉,逼父皇高祖让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玄武门政变中,我们看到了李氏兄弟之间,为了皇权而相互残杀,刀起头落,是那样冷静自如,仿佛被刃者与自己毫无亲情。可是,略作延伸而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之间的战争,却是源于高祖李渊之祸。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能二主”,可是李渊却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召告天下,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可是却暗暗许诺,将皇位传于二子李世民。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于兄弟之命换回天子之位,应能让世人吸起教训。古人:人可以跌倒,但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可是唐太宗李世民,却并没有吸取自己为皇位而发生政变的教训。同样犯下了父亲曾犯过的低级错误:召告天下,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处处表现出爱四子魏王李泰,并多次欲废李承乾太子之位,再立魏王李泰为储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李世民玩剩下的伎俩,十余年后再由其子故伎重演。太子李承乾与前朝太子伯父李建成一样,多次欲让位于四弟李泰;而李泰同样学父皇当年,坚决不受,同样是誓言保大哥登基。唐太宗龙颜大悦,如此才是我大唐之福啊。对于李承乾与李泰之间假礼让,唐太宗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意放任而之,也许只有太宗自己知道。


  事隔十七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皇位之争再次在李氏兄弟之间公然上演,太子李承乾谋反(未遂)被废徙往黔州,魏王李泰涉嫌争皇位谋反(未遂)被贬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


  唐太宗一世英名,育皇子十四人(嫡系三人),育公主二十一人(嫡系四人),可到临终时却没有一位英名之子来继承帝业。如太宗传位于彪悍聪颖的长子李承乾,或者传位于博学多问的四子李泰,李氏天下总比传位于那优柔寡断、唯多情的九子李治要强,也不至于唐三代后女主武王的局面。


  唐高祖、唐太宗父子两人在继承人的培养与选择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公开承认A子为继承人,却私下里承诺传位于B子。这样的结果,用21世纪的企业管理职业经理人的眼光来看,也许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压力与竞争。可是,对于处于1400年前的封建主义的王权社会中,是绝对不可以的。商场如战场,但商场必竟不是战场。有资金与才华,可以再造一个商业王国,而对于公元七世纪的国家,却不可能再造一个这样的大唐江山。


  对于今天的企业,用这种“压力与竞争”的方法来选择企业的继承人,可以吗?也许仍然较难行得通。在企业时,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A是某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可是A的上司L并不喜欢A,于是L就事事都终绕过A,直接去找A的下属B。A与B之前原本合作的很好的,因L的介入,A与B关系变位了,合作上变了微妙起来。部门的工作因A与B的明争暗斗而降低了效率,其他同事也会变得人人自危。


  L作为最高管理者,有意培训B并没有错,可他介入的方式与方法不对,没有给A合理的权用发挥的价值。L的这种做法,在公司其实很常见,他想让A走人,却又碍于某种原因而不能直接说出来,于是乎就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逼A走。看似仁慈的L的做法是管理上的大忌,同时也说明L是不称职的管理者,至少说是服他没有魄力,没有敢作敢为的勇气。


  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如此,那么作为一个公司的整体呢?如果出现了唐太宗时代的这种情况会如何?那且不时要将几十年打下来的基业全拱手让给别人吗?


  其实,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小部门,在接班人的培养上,都应做到权责清晰的情况下,有阶梯的去进行培养,决不能因自己的喜好而为。目前,很多的中小民企无法做到富过三代,主要是因为在接班人的培养上出了问题。子女中无一人能无法悦服他其,最终企业进行分权而治或合权而治,独自成一家而使整个企业走向弱式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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