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救市先救中小企业
提倡对症下药，来应对宏观经济挑战，讲到底，就是要改变近年来形成的种种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重新激发中国中小企业的活力。
一年多来，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种种预测很多，但基本都不准确。我在这里谈宏观经济，不是想加入那个已经非常庞大的预言家的队伍，而是想换个方法，先充分认识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中国经济宏观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分析应对宏观挑战政策的有效性。
我们提倡对症下药，来应对宏观经济挑战，讲到底，就是要改变近年来形成的种种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重新激发中国中小企业的活力。
中国经济中四大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中，有四个长期的、持续的和稳定的制度性特征，十分突出。
第一点：巨大的劳动力队伍与失业、待业队伍。
中国有大约8亿劳动力，这个数字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量加起来都还要多得多。在这个巨大的基数上，中国每年还要新增加1000万至1200万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给中国造成了持续的就业压力。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即便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全国每年新增加就业岗位多数年份也只有600至800万。
我们再来看两个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我国巨大的农村劳动人口中，虽然有1.3亿已经进城打工了，但是还有1.3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随着近年来高校逐年扩招，就业压力也很大。仅2009年，就有400多万往届生和580多万应届生将要找工作，而一个正常年份里，市场为大学生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过400万左右。中国经济中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第二点：居民储蓄总额达18万亿元。
中国人喜欢存钱，这是全世界都晓得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已经达到18万亿人民币，2008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估计能超过6万亿人民币。与之相比，美国人的国民储蓄率很低，所以美国人只能靠信用卡过日子，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相当大一部分人就会破产。而中国人大多数家庭都有储蓄，只要他想买一件东西，哪怕银根再紧缩，他是拿得出这笔钱来的。
所以，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中国经济发生什么问题，原则上都不是钱的问题。
第三点：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骨。
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它们使用20%的金融资源，却创造了60%的GDP，75%的城镇就业，60%的出口，贡献了60%的税收。这些数据说明，每一单位投入，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是大型企业的8倍至10倍，创造的GDP是大型企业的4~6倍。因为中小企业是中国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主力，雇佣了中国75%的城镇劳动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小企业裁员10%，中国就会新增加3千万失业人口。
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型国企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扭亏为盈”，“下岗分流”，“解决历史包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同时解决了就业与社会问题，靠的主要是中小企业。
非常不幸的是，中小企业却受到了与它们的贡献完全不匹配的待遇。它们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成为了腐败官员的私人银行，在政策上受到歧视，在资源分配上被边缘化。
第四点：政府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
中国的政府有多大呢？有人做了粗略计算，将国有资产资源转换成钱的话，这个价值大约是9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占了全社会财富总额的75%左右，而一个发达国家，政府所占的财富大约是20%。
除了90万亿财富的占有以外，每年政府还有6万亿的财政收入，占25%的GDP。对于这个数字，财政部官员在做国际比较时说，这个比例还不是很高。但是他们忘了做两个进一步的比较：一个就是中国各级政府在财政以外收的其他费用至少要占财政收入的8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不是自己支配。比如说美国，50%至60%的财政收入都属于转移支付，用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工程。而在中国，大约80%至90%以上都可以由政府自由支配。
关键不是钱，关键是就业
从中国经济四个基本面的分析可得出：在中国经济中，关键的不是钱，关键的是就业，关键的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关键的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
2008年年末的一些问题是多年来政策所积累持续的问题，当然也是被国际金融危机所诱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惯性会在2009年继续一段时间，大规模投资的政策在短期内对于稳定经济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经济要重新走上30年的轨道，仅仅靠4万亿是不够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反面两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1958年的大跃进，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196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我们度过饥荒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政府瘦身，放权让利，具体体现在实行“三自一包”，允许民间多了一点经济自由，饥荒很快就过去了。1978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就发生了。把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经济的四个基本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道理：中国的经济要发展，靠的不是大规模政府投资，而是有利于发挥民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活力的政策，主要是政府要“放权、让利”。
当前，除了大规模投资，政府还应加强民生方面的支出。政府加强对民生的支出，这比大规模政府投资，比上大型项目要好，因为这可以解决老百姓在困难时期的吃饭问题。不过，虽然民生政策可以帮大家托底，却不能创造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更好一点的方式就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帮助中小企业上。因为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里的头等大事。
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中小企业的困境非但未有缓解，反有加重的趋势。比如在劳动立法方面，政策制定者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解决了75%的就业问题，而把中小企业看作劳资关系紧张的源泉。在税赋方面，中小企业的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是在不断加重。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小企业常常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牺牲品。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历来都是困难的，一旦宏观调控，这个板子又是首当其冲地落到中小企业的身上。国际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急转直下，这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我们列举的中小企业四大困难中，三条都有政府政策的因素。中小企业企业大批倒闭，更多劳动力失去收入，长此以往，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出台好的政策，让中国经济重新充满活力，让中小企业放心，人民收入不断提高。能在这样一个艰难阶段走出一条新路子，将使得中国经济不但能更快度过当前危机，还能再持续高速发展30年。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