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智”与“仁”

企业家的“智”与“仁”

企业家的“仁”和“智”,须臾不可分离。无智不能下商海,有智只能是商人,仁智一体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中国的古人经常把“智”与“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儒家,不乏这一方面的名言警句。比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有些企业家,是把这段话写成条幅挂在墙上的。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信念,还是一种感悟,或者仅仅是一种装饰,差别很大。


企业家肯定需要“智”,愚人当不了企业家。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憨厚的企业家,内心的精明是平常人难以比拟的。没有几分精明而经营企业,就好像不会水却要跳进大海游泳。企业经营需要智慧,需要才干。智慧是高管赖以谋生的本钱,也是企业运营的前提。智者不惑,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


但是,仅仅有智慧,是不是就能当好企业家却不一定。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精明过人的企业家一个个落马。《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谁也不能说她不精明,但下场却令人惋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俗言云“瓦罐不离井上破”,智者往往最后吃的是过于精明的亏。于是,有人就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智慧。在现实生活中,比较糊涂、比较愚笨的人似乎不会受到智慧的牵累。当智者被自己的智慧所害时,往往会感叹自己用智过了头。就像当年风光一时的秦朝丞相李斯在被杀前对儿子感叹的那样:现在我们打算做一个平民在家乡上蔡出东门去打猎,还有可能吗!在这时,那些不知收敛的智者,就会悔不当初,恨不得自己本来就愚笨一些。


由于有这样的教训,有人试图掩饰自己的智慧,大智若愚。或者试图用聪明的“糊涂”来中和智者的锋芒,韬光养晦。这种做法比只知进取不知退守的智者要高明得多。然而,刻意掩饰自己的智慧,不管是出于自保还是出于退让,都会留下表里不一的蛛丝马迹。弄不好,咄咄逼人的锋芒毕露虽然没有了,但却在不经意间孕育了阴损。不但没有变成忠厚长者,反而变成深藏不露。所以,中国道家的以弱胜强、知雄守雌,难免给人以权谋的印象。有人把《老子》看作兵书和谋略之道,就是这个缘故。


实际上,智慧本身并没有错,把智慧隐藏起来也大可不必。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前人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那些因为智慧出众而倒霉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毛病并不是出在聪明过人上,而是出在更为重要的其他因素上。在西方背景下,这种其他因素包括宗教式的终极关怀;在中国背景下,这种其他因素包括伦理式的仁爱之心。


从孔子起,中国儒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仁者爱人”是最基本的做人信条。按照古人的说法,如果有“仁”确立价值准则,那么,再多的“智”也无妨于事。“仁”和“智”的关系,就构成了价值与工具的关系。所以,即使那些一本正经的学究,宅心仁厚,使用一点小小伎俩也无伤大雅,这就是“权”。正统儒学中,阳明学对这一点体悟最深。然而,如果没有仁,哪怕是绝顶之智,也有可能为虎作伥,最终会失去人心支持。所以,儒学强调企业家必须以“仁”作为坚守的本根。“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按照朱熹的说法,是“智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上,人们经常感叹“一有钱就变坏”。然而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对此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钱只要来自正道,再多也不会使人变坏。只有那些来路不正的钱,才是为恶的渊源。当然,从另一面来讲,如果只有仁没有智,那就赚不了钱。


对于这种偏差,儒学强调学以除弊。孔子对自己的爱徒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就是著名的“六言六蔽”。作为企业家,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些道理。如果只有仁没有智,那就不具备经营的基本技能(愚);如果只有智没有仁,那就会把这种能力用在邪门歪道上(荡)。“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只有仁者,才能长久,而没有底线的智者,则很有可能用自己的小聪明把仁当作牟利工具。离开了道义的智慧,是小聪明。山和水,动和静,乐和寿的内涵,确有深意。说到底,企业家的“仁”和“智”,须臾不可分离。无智不能下商海,有智只能是商人,仁智一体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有一些所谓企业家,总喜欢技巧谋略,读历史是想在皇家后花园中找到成功秘籍,观现实是想在商海沉浮中窥知赚钱宝典,有意无意把“仁”搁置一边,或者仅仅把“仁”作为招牌幌子,甚至把“仁”当作“智”的技巧,比如把公益活动当作广告。这样做,有可能短暂得势,但终究不能有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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