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企业用人之道：选贤课能
韩非子所提出的“课能之术”构建了一个从聘任到考核再到激励的闭环管理系统，对于企业管理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韩非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子。韩非虽然口吃，但文笔极犀利，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称韩非子。
他曾多次上书韩国国君，倡导变法图强，但不被重用，于是发愤著书，以求闻达，后为秦王嬴政所用，所创立的法家学说为秦灭六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韩非子认为，国君应熟练掌握御人之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韩非子.定法》），即根据各人的能力授予适当的职位，依照下属的言论及职位要求他们做出相应的业绩，并掌握下属的生杀大权。韩非子所提出的“课能之术”构建了一个从聘任到考核再到激励的闭环管理系统，对于企业管理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因任而授官
在韩非子看来，“因任而授官”乃治国之关键。他认为，英明的君主“称能而官事”（《韩非子。用人》），能够确保“所用者必有能”（《韩非子。用人》）。根据能力授予官职和政事是韩非子的一贯主张，他提出所用之人一定要有很强的能力。通过建立一整套才职相称、职责分明的职位体系，使君主能够称霸于天下、实现宏图伟业。
为了让更多的能人为自己所用，韩非子告诫君主们，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韩非子。说疑》），在选拔贤能之人的时候，对外不排斥自己的仇敌，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
祁奚荐官的做法就为韩非子所推崇。祁奚，字黄羊，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有一次，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这个地方缺个县令，你看谁适合担任？”祁黄羊回答道：“解狐这个人很合适。”晋平公非常吃惊，问道：“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笑着回答说：“您问的是谁适合当县令，而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晋平公于是派解狐去南阳担任县令。解狐上任后，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拥戴。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如今朝廷缺一个大法官，谁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晋平公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道：“您问的是谁适合当大法官，而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晋平公于是任命祁午为大法官，祁午的政绩得到晋国人的一致好评。
在现代企业中，韩非子“私怨不入公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思想依然有很大的适用空间。在用人的问题上，感情的亲疏常常妨碍管理者做出公正的判断。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来说，这似乎成了一个通行的游戏规则。企业老板将重要的岗位都交给自己的亲属负责，而没有太多考虑这些人是否称职，极不情愿从外部引进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这恰恰是许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遭遇“透明的天花板”，甚至昙花一现的原因。
一些国有企业也是这样，只要“一把手”换人，中层管理者很快就会“大换血”，排斥异己的行为经常发生，使得许多人才因此而流失，在企业大伤元气的同时，无形之中也为竞争对手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人才，结果竞争实力此消彼长，企业在市场角逐之中处于下风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用人的问题上，韩非子主张“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韩非子.观行》），对一些企业管理者也是一个警醒。在用人方面，不能求全责备；善用人者，用人所长。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特点鲜明的人才是堪用之才。那些有能力的人大都棱角分明，如果过于吹毛求疵，企业就可能与优秀的人才失之交臂。
循名而责实
“名”指的是言论和职位；“实”指的是行动和功效。韩非子强调，君主应以“名”为基础，要求“实”与“名”相符，以此对臣属进行考察。
韩昭侯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君。有一天，韩昭侯喝醉酒以后和衣睡着了，典冠（即掌管国君帽子的侍卫官）害怕他着凉，就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韩昭侯睡醒之后，很是高兴，问左右说：“是谁给我盖的衣服？”左右回答说：“是典冠给您盖的。”韩昭侯于是将典衣（即掌管国君衣服的侍卫官）与典冠一同治罪。韩昭侯之所以处罚典衣，是因为典衣在履行职责时缺位；而之所以处罚典冠，是因为韩昭侯认为他越位了。韩非子评论说，韩昭侯并不是不怕受凉，只是他认为越位这件事比受凉更可怕。
在许多人看来，韩昭侯的做法似乎不近人情。但他注重实名一致、严格执法的精神，是值得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的。在企业中，有许多工作推行不下去就是因为被所谓的“人情”阻碍了。从一人一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情”非常值得赞许；但从整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些“人情”构成企业发展的障碍。因此，合理界定不同职位之间的边界，并坚持各负其责的游戏规则，对于企业建立良好的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非子还强调，君主要认真听取臣属的建议和意见，再考察他们的言语是否最终形成了实际的功效，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一听责下”（《韩非子.内储说上》）。可见，韩非子很重视臣属参与到管理之中来，但前提条件是他们说出来的话要有根据。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充分给予员工足够的话语权，同样是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创意的有效途径。
操杀生之柄
韩非子认为，君主制服臣属的能力来源于“二柄”，他说：“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因此，“二柄”指的是“德”和“刑”，也可以称为“赏”和“罚”。之所以“操杀生之柄”能迅速见效，在于这一管理手段顺应了人性，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八经》）正因为人有好利恶害之性情，因此，“二柄”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二柄”效用是否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取决于管理层的决心、公平与毅力，即有关赏罚的规章制度是否到位，还有没有漏洞可钻；对于不同的员工，他们是否能做到一视同仁；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也就是说，是否在功与赏、过与罚之间建立了恒定、必然、一一对应的联系。“丽水盗金”的典故验证了这一管理原则。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楚国南部有一条叫丽水的河，出产黄金，很多人偷偷去开采。政府的禁令是：一旦抓住私下采金者，就立即在街市上五马分尸，并暴尸示众。由于偷采而被杀死的人很多，但还是不断有人偷偷去开采金子。道理就在于：上述必然的联系并没有百分之百地确立下来，因为偷采黄金的人不一定会被抓住。否则，即便有人说：“我把天下给你，但马上就杀掉你”，连傻子也不会愿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要天下何用？
如此说来，管理者只有真正做到“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韩非子。难三》），才能让下属各在其位，各尽其职，确保企业健康、有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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