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起：中国会计六十年变迁

张连起：中国会计六十年变迁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话资深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

张连起

（上篇）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

中国会计报：您怎么认识回顾会计六十年变迁的现实意义？

张连起：我始终认为如果不了解走过的路，就不知道现在为何这么走以及将来该如何走。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多远，都应知道出发点在那里。

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站在建国60年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会计要寻找发展坐标，必须首先要梳理历史，认清历史，准确把握新中国会计60年的思想史、挫折史、中兴史。

建国初期（1948年-1957年）扔掉西方的，贴近苏联的，传承自己的

中国会计报：建国初期我国会计学的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张连起：一个朝代的更迭必然面临除旧布新。然而，在清理旧有思想的同时我们也曾放弃过会计所蕴含的合理内核，那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百多年的会计结晶。

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1月和3月，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在上海《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应用自己的会计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会计界发生思想的萌动？我想这充分说明了会计服务经济社会的特性，会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

在当时经济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章乃器先生主张首先要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会计记账方法，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外来的借贷记账法就不是民族的、大众的，也不够科学。

这种说法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也有很多人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两种观点并存：一个是新的、西方的，一个是旧的、中国的，究竟哪个好？见仁见智。后来争论被搁置了，不过，我们看到建国初期，会计界除旧布新的最先举动便是“讨伐”西方会计记账方法。

1951年以后，我国全面引入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这种“引入”首先是通过翻译大量教材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其中马卡洛夫的《簿记核算原理》影响颇大，甚至于奠定了后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会计学的思想基础。这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本质不同，并提出了阶级性是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的邢中江和黄守宸两位教授发表《怎样建立新中国的会计基础》一文指出，旧中国的会计完全是模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很多区别，社会主义会计的定位，是为国家预算做服务的，体现在会计方法、目标、资金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他们的思想上体现了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界的主流思潮，与苏联专家是完全趋同的。

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有一种“终于将西方那一套东西扔一边了”的解脱，所以建国初期，我国会计学发展的特征可以用三个动词概括：一个是“扔”——扔掉西方的；一个是“贴”——贴近苏联的；一个是“传”——传承我们原有的会计方法，使之成为“民族的、大众的”，而阶级性的讨论则贯穿其中。

“大跃进”“文革”时期（1958年-1976年）：大力简化，意识形态至上

中国会计报：这种非常时期我国的会计学发展又呈怎样的变化？

张连起：或许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看出会计的嬗变，非常时期产生非常会计思想。

我收集了一部分大跃进时期的会计类杂志和书籍。那时候的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天当一百天”，“赶英超美”。这种思想必然要在会计学的发展上投射出影子，那就是简化会计。

会计要怎样跃进呢？首先是破除迷信。1958年《工业会计》的一篇社论指出，会计人员的迷信是很深、很多的，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迷信制度、迷信专家，这种迷信一定要破除，才能解放思想。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当时的破除并不是建立在对会计学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之上的，而是盲目的破除。当时人们主张核算员只要又红又专，高小毕业——基本上等同于现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就可以当核算员，并被称为“人民的核算员”、“红色核算员”。

其次是大力简化。不光在会计领域，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人们主张突破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旧规则，所以就导致了快速的会计简化。原来财政部规定的报表有十几种，后来就变成了只有一张。科目也由原来最多的一千多个简化为66个，这还只是我查阅文献掌握的数据，当时有的报表中的会计科目可能更少。

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比如“以表代账”、“无账会计”，只要表单车间可以用，群众核算可以用，就是革命的会计。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工人参与财务核算，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色。

中国会计报：“文革”时期的情况怎么样？

张连起：文革时期，某些会计人员被认为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典型，被下放劳动。会计工作我了解的很多事情就是“混乱”和“瘫痪”。那时候“利润”这个词基本上不能提，成本管理、费用管理倒可以提，叫节约。与之对应，会计也有好多语录，比如“为了中国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

其实节约也就有利润，但不能提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是“封”“资”“修”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的意识形态至上。

在70年代，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些企业“三不记”：不记利润、不记奖金、不记成本。

从“大跃进”到“文革”，不少企业只有一张表，叫资金平衡表。这张表一边是资产，一边是基金。现在的会计平衡等式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时是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

例如购入固定资产，现在是用企业拥有的现金直接去买，记一笔“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即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打油的钱不能打醋”，购置固定资产相当于财政支出，要专户核算。会计科目记成“借：专用基金——更新改造资金贷：专项存款”，同时还要做一笔“借：固定资产，贷：固定资产基金”，也就是基金会计。

别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计划经济以及“大一统”经济的特点，企业的自主权很小，会计核算是为国家核算。那时会计所能做的，集中在勤俭节约、“节约闹革命”这些宏大命题上。

新时期（1978-今）：改革开放，鱼傍水活水傍鱼

中国会计报：您怎样概括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这段时期的会计学发展？

张连起：新时期会计30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经济的改革必然导致会计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必然产生开放的会计，这从一系列变化中表露无疑。

“文革”使会计发生历史性断层，改革开放伊始即对建国初期的议题继续讨论，包括记账方法、会计属性、会计职能等等，可谓百家齐鸣。

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观认为，会计就是为社会主义企业、机关事业、信贷系统和各级预算单位服务，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记账、算账、报账，会计被简单地框入一种管理工具。

新时期的会计不再定位于单一的管理工具上，出现了两论并立的格局。一种观念认为会计是信息系统。另一种观念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两论”无高下之分，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均丰富了会计的思想内涵，也对会计的属性做了一次厘清。其间，不少学者还明确提出会计没有阶级性，从而预示着会计不再成为政治的“婢女”。

这是对建国初期会计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接续。这种接续使得中国会计走出了一个完美圆环。1978年12月份之后，共和国告别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会计于是抛掉了自身的束缚，还原了应有的本色。经济是文明之子，会计乃经济之子，故会计乃文明之孙。会计紧随文明的进步，它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是鱼水关系：鱼傍水活水傍鱼。

随着会计之门的打开，我们开始进行大量的补课，之前我们中途逃学了，很多课没有上。于是，会计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的一系列思想、方法，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选择权、不需要职业判断，到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纳入准则模式和专业判断平台；从“与国际会计协调”、“与国际会计接轨”到“与国际会计趋同、等效”，中国会计果断地采取了“拿来主义”，尽管免不了有时“跛足”，但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阶段。

我常常在静静的午夜神驰于会计的忧患：如果说中国会计错过一些历史的机遇，那么，今天的我们到了把握战略机遇、构建充满生机的中国式会计理论与实务大厦的时候了！

（中篇）以史为鉴思进图变

中国会计报：通过回顾上述几个时期的历史，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解放思想仍任重道远

张连起：60年前，中国的会计形态是多极化的。大银行采用借贷记账法，老商号采用收付记账法，其实无所谓谁先进、谁落后。而建国初期的会计论争充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下人们对会计本质的理解，这让我们意识到，会计内涵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变化的。

综观60年新中国会计的发展道路，直接复古不行，全盘“苏化”不行；全盘西化不行，唯“美”是从也不行。就像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我们也要着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这看似一个普通道理，但这对于重塑中国会计战略大目标所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阶级性的讨论，我想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陶德，便是其中之一。时任新华书店总会计师的他，在1951年提出“会计没有阶级性”，这一刊发于《新会计》杂志的观点在那个阶级分明的时代，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一重量级媒体曾撰文批判说：那种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和论调是很荒谬、很危险的。

此后，陶德最终没能幸免于特殊时期的各种打击、迫害。不过也恰是陶德这样的一批学者让我们看到了会计界真正的思想家。“阶级性”的枷锁禁锢了会计界30年，现在还不能说会计摆脱了所有精神枷锁，会计界的思想解放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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