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民营企业如何处理政商关系
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也需要政商博弈的智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始终处于剧烈转型的年代。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最终在与计划的分庭抗礼中占了上风。但是，市场强势参与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行为完全退出市场。在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上，政府仍然拥有很多的决策权甚至生杀大权。
现实的环境只能去适应，而不是改变。凭借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的力量，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这样做的企业无疑是自杀，肯定活不长。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一个民营企业家曾这样感叹，“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你可能就得惨淡经营。”
民营企业草根身份，决定了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经济布局中的身份常常被边缘化。政府政策、法规大都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有不少民营企业游离在政府的保护伞之外。不过，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崛起较快的民营企业，受到政府的格外关照，享受政府的重重优惠。但是，有政府撑腰的民营企业，不要以为有政府的保护就可以有恃无恐。如果企业家背后有小动作，违背了政府的意愿，即使贡献的GDP再多，铺下的摊子再大，也有可能被拉下马。
对于民营企业，常见的不良政商关系有两种：
一种是“知恩必须图报”型，即由政府扶持发展的民营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反哺当地经济。龚家龙就属于这种类型。天发集团的发展，的确离不开当地政府不遗余力的政策扶持。如1998年，荆州市政府就出面为天发跑来了成品油批发、零售和原油进出口的牌照。但随着天发集团越做越大，政府就会要求企业报恩了，屡屡把烂摊子丢给企业。天发集团收购的都是非优质资产后，也难以进行产业整合，天发集团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即使龚天龙不出事，恐怕天发集团也会被这些烂摊子拖死。
一种是“翅膀硬了不能飞”型，即受政府扶持的民营企业再大再强，也不能走出当地政府的一亩三分地。仰融就属于这种类型。由于资本运营大师仰融的成功运作，1992年10月9日，华晨汽车成功在美国上市，不仅筹集资金7200万美元，还开创了中国国企海外上市的神话。但是，当华晨准备把自己暂时闲置的资金拿到南方投资上海到宁波的杭州湾大桥时，当地政府却不高兴了。仰融希望走出去，到各地布局，但政府担心会把GDP带走，不愿意仰融的手伸得太长，两者矛盾不断激化，又加上产权关系不清等推波助澜，仰融最终远走美国。仰融曾经这样说过，“自己是借枪打兔子，打着了兔子了归我，如果打着人了，我要负责。”借枪打兔子，不仅打着人要付责任，去外地打兔子也不行。
政商关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关系，企业不可能绕道而行。要避免上述不良政商关系，就要懂得处理政商关系的艺术：
一是要学会沟通。当政府把烂摊子丢给企业而企业又吃不消时，企业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应及时与政府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政府明白其中的利弊。不管怎样，政府也不希望一手扶持起来的企业，被他们丢过来的烂摊子压垮。
二是要学会适度妥协。政府提出要求时，不管这个要求在企业看来有“多过分”、“多无理”，也不能破罐子破摔。一旦企业拉下脸来，来个“誓死不从”，政府也没面子，局面就僵住了。政府恼羞成怒，可能会直接把企业打入“冷宫”，那么，企业的后路就被堵死了。这时，企业要学会妥协。妥协不是无原则、潜规则，而是明明白白的妥协，有底线的妥协。企业必要时做出一些牺牲，也要让政府明白自己的难处，政府一般情况下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企业以照顾。这样不和谐了吗？
当然，对于政府不应该只局限于眼前利益，眼光应该放长远些。事实上，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政商关系就越容易闹僵。经济越不发达，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资源就越少。企业规模做大后，难免在资金、人才以及从商环境上遭遇天花板。而有些地方政府又担心这些做大了的企业走出去后会过河拆桥，于是就想方设法强行把企业留在当地，不但给企业画地为牢，也搞僵了政商关系。从这点看，政商关系不好，有时地方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
企业走出去，一定就是人去楼空吗？不见得。我们看浙江一些民营企业发展的风生水起的地区，民营经济越繁荣，当地政府就越开明。宁波的杉杉、雅戈尔，台州的吉利，温州德美特斯邦威，哪一个不是走出了当初的发迹之地。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忘本。企业做大后，给当地做的贡献也更大了。
考察，是地方政府互相学习最常用的词语。不少地方政府不断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考察取经，仅在考察时发几声“发展真快”、“真富有”的感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若能转变思想，以宽广的胸怀去支持和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才是真正最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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