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企业要有管理创新能力

金碚:企业要有管理创新能力

中国经营报社共同举办的“波动年代智能生存—多重环境下的创新策略”2009APEC中小企业峰会环渤海分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


金碚:尊敬的李子彬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中小企业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我用一个很有限的时间来对这个问题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刚刚在开会之前有记者问我说,现在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后危机时代”?说危机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我说现在这样讲还为时过早。这次金融危机百年一遇,和历史上任何的金融危机相比这次变得更深刻。


如果要渡过这个危机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时候,政府采用了各种宏观政策的时候遏制经济下滑的势头。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阶段取得了效果,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已经被遏制住。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已经显露出来,这只是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的企业要完成它的行为的调整、战略的调整能够站住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因素,包括中小企业,像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企业确实这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一两个月表现出比较强的应变的能力,整体来讲中国的企业群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来了之后怎么样进行我们行为的调整、战略的调整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个过程我想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上,金融危机能不能渡过,还依赖于企业能不能增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第三个阶段,危机之后一定会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些新的迹象,特别是要出现一些增长比较强劲的产业。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从中国来看也好,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产业,大多数产业只是处于遏制下滑势头,未来的前景是什么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四个阶段是全球经济景气的回升,这个过程会更长,因为这次危机是很深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讲如果大体上描绘我们要渡过这样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话,我认为现在只是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当中,企业会感觉到,特别是中小企业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力和前一个阶段不同,前一个阶段是系统性的风险导致了市场极度的萎缩而导致了我们的困难,简单说大家都不好,大家都很困难。到了第二个阶段之后,企业之间的分化会表现出来。有一些完成了行为调整和战略调整的企业,它会逐渐地看到它发展的新的空间。还有一些企业还得继续完整它调整的过程。


在这个阶段当中,企业到底要做一些什么事?根本来讲是要解决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问题。就是面对着这种巨大变化的世界,我们企业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创新,因为我们科学上讲创新的策略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竞争的规则和国际贸易的规则,会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发达国家他们会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深刻的根源不仅仅是在于金融制度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层面产业竞争的规则,从而导致产业创新的机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很多领域当中,创新不足,企业没有动力或者没有条件去通过创新来解决我们当代要解决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企业在这方面的创新动力不足,条件也不足,比如说如何解决环保的问题,如何解决能源的节约和新能源的开发的问题,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看到了,但是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样一种机制,那种创新机制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政府一定会想我怎么样在竞争的规则上,在国际贸易的规则上能够使得有助于企业,或者是迫使企业通过创新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我们的企业只经历过20多年、30年的市场经济的锻炼的企业群体,要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必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至少我想企业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创新,创新的努力,基本上要解决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企业面对这三个问题也很困惑。


第一个问题,创新应变。当世界的情况在变化,当资源的价格、资源的稀缺性、环境的要求在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适应这样的一种环境,来找到我们刚才讲的新的增长点,新的创新的方向?我们制造业究竟往哪里发展,美国现在要提出再工业化?如果没有制造业没有发达的制造业,没有清洁的制造业,这个经济是不稳固的。但是方向是什么?到底是搞什么?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是什么,到底革命性的创新的前途还没有看到,但是你通过创新一定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到底产业方向有什么。


第二个问题,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讲它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的控制能力。有的企业很好技术也很先进,人员素质也很高,技术产品的附加价值理论上讲也不会很低,但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没有能力控制成本。体制在僵化,制造业的高成本化和高福利化使得企业没有能力控制他的成本,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这些企业就出现了更大的困难。如果不能控制成本的话,盈利模式就不能适应,就只能靠大量的金融操作、贷款、信贷的投放来维持很多企业的盈利。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危机产生,这个企业就会很困难,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更是如此。所以这次我们的企业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成本和成本收益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机制?不仅仅是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你的长期的盈利机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解决的话,这次金融危机是很好的教训。


第三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企业市场的渗透能力,企业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到底产品销到什么地方去,市场在哪里,有没有能力把你的产品销售到更广的市场范围内?金融危机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市场在萎缩,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政策,希望企业增强市场渗透能力。比如说我们鼓励原来在城市销售的工业品销售到农村去,能不能行?实际上不仅如此,我讲中国作为这样的发展的模式,尽管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把过大的期望放在外销上,我们不能过多地依赖外销,但是中国全球的格局决定了中国的产品,包括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问题。外销的市场是一定不能够轻视的,不是到了危机之后我们就不要外销了,外销还是很重要。


在面对这样的市场,变化着的全球状况下,我们中国的产品怎么样增强我们在全世界市场渗透的能力,这点也是对企业重大的挑战。这方面我们企业是不强的,能力是不强的,我们生产的能力比较强,而我们市场的开拓主要依赖的是国外跨国公司或者是外国企业的市场销售的渠道。而外国公司和外国渠道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间他也出现了问题。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产品怎么样?所以我想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企业行为调整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这三个问题是对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对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来讲充满着信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大家仔细想想它主要的发生领域是在工业企业领域。所谓改革,改革最快工业企业,所谓开放是开放工业制造业。所以中国这样的企业群体,包括制造业产业的群体,这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巨大考验的群体。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所以刚才讲金融危机要渡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的,第二个阶段我相信也会顺利渡过,这样会出现强劲的产业,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走上正常发展、常规发展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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