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大转向”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如何增强竞争力，成为世界一流公司?西方令人生畏的危机与灾难，中国几十载西化学习的失败，同属亚洲国家的丰田的成功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必须“大转向”，回归自身，回归传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全新管理模式。
回归传统，赏识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评判的声音都是主流。我个人也颇有兴致的思考过：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生自发生成?为什么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强大的桎梏?然而，我们不得不反思，事实上，将我们面临的问题归责于历史与传统，并无益于解决问题，只是给自己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罢了。我们不应该割断传统而实行全盘西化，应该从中寻找生发中国企业内在动力的精神资源。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接受采访中提出，西方模式在创造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却也破坏了生态、传统文化，甚至包括对人自身的能力。他提出的建议，颇耐人寻味，他说：“首先，要从西方学习这个观念就是错误的观念，一般来说在西方殖民统治结束一百年之内，都会很严重的这种倾向，都认为好东西在外面，必须到外面去学……但是这个时间过了以后要反思，其实我们应该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应该跟西方是平等的。”
整合营销之父唐·舒尔茨讲得更清楚，他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不能一味效仿西方失败的模式”“中国需要创造新的方法论，而且必须是适用于中国，而不是简单的学习西方的技巧和模型”，“中国管理可以对欧美管理说‘不’”。
当西方管理界都做出这样的反思，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们中国人还要“妄自菲薄”吗?当你否定传统，认为它不好、有问题时，你就不可能从中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个否定自我的人不会成功，一个否定自身的民族也不会成功。我们必须、也应该接受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割断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传承，我们发展企业的精神资源只能从五年前的历史脉络中寻求。
这告诉我们，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重要的不是以质批判的态度去批判，去发现问题、弊端的一面，而是以平等、自重的态度去赏识，去探询美好的、积极的一面，并以此追求管理模式的创新。悠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可以、也一定能成为孕生一流管理模式的基础，成为中国企业生生不竭的动力源泉。
此时国人需要的不是批判力，是赏识力。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定存在着优势的层面，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发展与强大的智慧源泉。是到了回归传统、善待传统的时候。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管理该有的整体性“转向”。下面以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的小农意识为例，通过其内含的价值意义，对各时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管理创新，来显现文化传统的价值和中国企业转向的意义。
“正说”小农意识：寻找遗失的价值与力量
“小农意识”这个词几乎成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专用术语。诚然，小农意识自有其不利之处，比如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亲族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价值的一面。事实上，正是我们的质疑蒙蔽了我们发现其正面价值的眼睛。我们应当重新认识小农意识,说说小农的好。
因为小农经济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所以被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成为“勤劳革命”。勤劳革命以来，催生了中国人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一系列的人格特质和传统。这要从小农的具体特点说起。
首先，土地的施肥浇水、除草除虫，筛选种子、育苗、耕种方式等等，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土质的培护需要时间，庄稼产量的提升，需要农民年复一年的持续投入的。小农对人力的依赖，以及艰苦的耕作环境，形成了农民勤劳、坚韧、努力向上的性格。这从中国的一些古诗、民谚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骗地一时、地骗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黄金”等
其次，如历史学家肯尼思·波马雷兹说，“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还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浇水的时间也非常关键。插秧时，秧苗的距离和力度对产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诸如此类，当时的农业不是科学，像艺术、入手艺。农民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从每一次的行动体验中寻找那些隐性的耕作知识。也只能通过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产量。加之农体系没有明确的分工，需要农民成为多面手，以解决各种问题，就塑造了农民愿于行动、乐于尝试、不断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国人重视教育和知识的传统。
再次，农民看天靠地吃饭，要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农民知道，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的;不去到地里实地观察，不可能知道庄稼的长势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种病虫害的情形是否严重。这就是在山东农村流行“地头力”这个口头语的缘故吧。
所谓地头力，指嫩芽拱开田地露出尖尖角的力量，也指头拱地往前走的力量。管理专家王育琨将这个概念扩展开来，指出地头力“是指不靠记忆或经验得来的知识，不受条条框框束缚，不找借口，遇到问题就着手解决。”“是一种现场瞬间反应的能力，一种从零开始的思维突破能力，一种对现地、现场、现物、现时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农民身上隐藏着一股潜在的地头力，弥足珍贵。现在日本商界就很推崇这个概念。河田信教授如是说：“地头力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任何一个组织都适用。地头力是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根本所在。”
相比之下，这是中国特有的优势。18世界的欧洲农民一年中，有1200多小时在田地里干活，除了播种和收割阶段的劳作时间长一点，工作量要少很多。尤其是冬天，从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第二年的3、4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农民有大把无聊的休闲时间，“不再工作”，“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罗伯描写道：“在修理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们主动削弱自己的动力。”
而在中国南方，农民付大量的辛劳，一名水稻种植者的年工作量有3000多小时。农民是不会在冬天睡觉的，他们大多有副业，比如扎竹篮、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虫等等。
而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西方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可以通过采用打谷机、混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业设备，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但是中国、日本农民根本没钱、甚至没地方购买设备，弄民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来提高产量。就像人学家弗朗西斯库·贝瑞说的那样，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要更加辛勤地除草、谨慎地施肥、多花心思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调整合适的土层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
异于西方的自然条件、耕作方式和农业发展形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性格与传统特点，这些遗失的价值和力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优势，现在它就摆在面前，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只是继承，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我们民族和企业的竞争优势。
小农意识1.0：勤劳革命与“中国奇迹”
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源于，18世纪之前各自核心地区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作为对地少人多的自然条件的回应，中国形成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不但有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人口曾在达到1亿至1.5亿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上升到近4亿人。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日本经济史家杉原薰指出，“这显然是世界人口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后者在1820年世界GDP的份额还不足6%”。杉原薰把这一成就称作“中国奇迹”。
这一模式被同样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复制，虽然农民的劳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和中国一样，形成了严重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
小农意识2.0：中国的衰落和日本的强大
在创造“中国奇迹”之后后，中国走向了衰落，也正是这段历史让小农背上了现在的“罪名”。但是，现在对其“定罪”是有失公允的。当时的衰落，是因为中国束缚与创造“中国奇迹”的小农经验，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这就像一个优秀的人，无法超越过往令其大获成功的旧模式，而无法走向卓越，道理是一致的。而那时的西方则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引发了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与资源密集化的工业化方式实现了“优势转移”，纷纷强大起来。
小农是自有其优势，在阿里吉看来，它“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通过维持家庭所有成员完全就业从而改善生活条件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这种发展和遵循西方道路发展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动员人力资源胜过动员非人力资源’”。小农形成了中国及东亚偏向于利用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的传统，当其与西方道路融合后，又显现出生命力。
同样爆发了勤劳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偏向于利用人力资源的传统，通过吸收西方的技术，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更加充分地吸收和运用劳动力，更少的依赖机器和资本，使好处可能扩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方式。
小农有其劣势的一面，但也有其优势的一面。成功还是失败，关键是能不能正确的认识小农，并利用其优势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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