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面临汇率生死劫

　　具有鲜明行业特殊性的成套大型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企业受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更大。

　　机电工业协会项目协调部主任韩圣健说，成套设备行业的特殊性在于订单周期和收汇过程很长，短期的需要1至2年，中期的需要2至4年，最长的能达到7至8年。

　　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成套设备出口企业手中订单量大约在1500亿~2000亿美元之间，这些订单都在中长期才能收汇。如果2010年人民币升值1%，企业将遭受近1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如果升值5%，就是600~7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成套设备行业出口是从2005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今年人民币升值从短期看直接吃掉的是成套设备企业利益，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吃掉的是整个成套设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圣健说，“如果市场丢了的话，就无从再谈恢复和发展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面前，也有企业表示“升值对我们没什么压力。”

　　此类企业基本集中于两种类型，其一是俗称“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类。由于出口产品的原料正是进口而来，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几乎可以在一进一出间对冲。

　　另一种类型，即利润回报率较高、产品同质性低的高端产品。这些高端产品位于同类产品中的金字塔顶端，主打差异化和功能性，从而和其他的“难兄难弟”们区分开来。

　　“如果只生产普通的代步型摩托车，可能我现在已经睡不着觉了。”广东的摩托车生产商杨先生的产品不同于普通的代步型摩托车，而是针对摩托车运动爱好者提供的越野型摩托车和娱乐型摩托车，主要市场分布在北美和欧洲。

　　生存之道

　　高佩琨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对于可能的人民币升值，企业目前能想到的应对办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最直接的提高商品出口售价；第二种是从企业自身内部挖掘潜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第三种是利用银行金融产品来转嫁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上升。

　　目前中国的服装出口行业，95%以上企业是生产中低端的贴牌产品，与国外厂商的议价能力很弱。“提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高佩琨说。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价格上有很大竞争优势，中国产品提价就意味着订单丢失、市场丧失。

　　“家电行业的议价能力也非常低，这与国内家电行业竞争激烈，产能过剩有关。”机电商会家电工业部主任刘永强说，全世界80%的空调产能、90%以上的激光视盘机产能和40%以上的冰箱、洗衣机产能都在中国。

　　也有企业选择其他方式在企业自身内部挖潜、降低生产成本。

　　“部分企业正在通过取消一些国际市场的代理商环节，来压缩成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人士表示。广东地区机电类产品的一些企业在2009年底已经开始前往美国、欧洲参加展销会，通过参展的方式直接寻觅客户。过去，这一环节多交给来自台湾地区的代理商完成。

　　上述汽车零配件生产商王先生表示，他的企业一年在代理转直销的营销模式转型上，投入的成本达到50万~60万元。在上一轮升值周期中，该企业已经通过这一办法直接拿下部分美国客户，而此次布局，主要针对欧洲市场。“春节前，就已经陆续有欧洲、中东的客户开始跟我们直接接触。”王先生表示。

　　除此以外，将生产链条向中西部转移，也成为企业为降低成本而纷纷采取的措施之一。

　　但是，企业在利用金融产品寻求避险方面，却一直进展缓慢。

　　目前，各出口企业利用金融避险产品规避汇率升值风险的操作还很少。例如，2009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渗透率约为9.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存在覆盖率低、服务网点少、市场整体承保能力低的特点。

　　“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避险产品种类少，而且费率高得离谱。”高佩琨说。

　　对此，陈乃醒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都认为此类金融产品过于复杂，老板搞不懂就直接回避了，而培养中小企业理财意识的金融服务目前仍没能跟上。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进出口综合部主任刘春说，部分机电企业希望银行给予企业“贷美元提前结汇”的优惠政策，并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人民币结算。针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合同期长，回款时间长的特点，应该鼓励金融机构推出1年以上的中长期外汇保值业务。

　　政府应对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给《财经国家周刊》提供了一份颇有意思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表明，通过对上一轮升值周期中企业意愿的调查可以发现，有高达59.9%的企业在升值中首选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坚守出口。而舆论经常抨击的通过压低工资压缩成本的企业，仅占10.5%。

　　这说明，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在升值压力下，愿意采取积极的、根本性的方法来提高长远的竞争力。

　　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所言，政府做的不仅仅是研究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要研究一旦升值后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如果有了政策却无法落实，会造成让企业独自承受升值困境的局面。

　　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地方政府要真正下到企业中去，政府的配套公共服务也同样是越细越好。

　　张燕生介绍，以宁波为例，在上一轮人民币升值周期中，只要企业能够拿到出口订单，宁波市政府便运用自身的财政及时给企业做退税补贴。这使得企业在拿到订单后便能立刻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同时，我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市政府为每家企业印发了7~8本的《100问》，这其中将企业应对升值的各种途径、以及如何找政府寻求帮助的流程写的一清二楚。”张燕生表示，“如果能有类似的一系列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挖潜，那么升值所带来的冲击就会减弱不少。”

　　此外，陈乃醒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应该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应变能力，“如果升值启动得过早过快，那么中小企业为应对升值的一系列布局还没做好，慌乱迎战，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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