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是个精神力量很强大的人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吵到不可开交,然后产生规矩”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俞敏洪:考虑最多的是新东方怎么发展。


  经济观察报:比如新东方怎么找到下一个增长点?


  俞敏洪:不需要找,现在就有了。如果说增长点需要找的话,说明你多元化了,说明你开始冒风险。只有在看到你现有的产业未来会出现某种巨大的危机、以及增长停止的前提下,才值得冒风险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教育行业中,你的优势就是你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得更好。这个方面肯定既不是教学设备,也不是楼有多好,而是老师。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如何去符合实际需求,并且完善自己的防风险能力。我们的防风险能力还算不错。我们在北美考试很兴旺的时候就进入了国内考试领域,包括基础英语、少儿英语和中学英语。后来等到9·11以后,北美考试市场往下走的时候,由于进入国内市场早,我们的业务仍然一直保持平衡发展。


  经济观察报:大部分的创业型公司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创业期大家靠激情来做事,都很高兴,也没有利益分歧,但之后会面临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受,这个过程怎么完成?


  俞敏洪:这个过程新东方已经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新东方从2002年开始做,先把老一代人弄得半死不活。老一代人感觉上最难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自由惯了,后来要制度化、规范化,所以老一代人到接近上市的时候,就全部退出去了。原因很简单,上市以后的规矩我们这一代人不太能够执行。我之所以没有退出是因为上市公司的需要,以及新东方现有业务发展的需要,我是新东方的一个象征。个人而言,我的弹性比较大,所以还是比较愿意接受系统化、规范化的训练的,我不是真正的文人,真正的文人是不太愿意受这种束缚的: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每天有任务必须完成,几百封E-mail必须处理……新东方老一代的其他几个都不行,他们宁可天天吟诗作画,也不愿意做这么琐碎的、具体的业务。


  现在第二批上来的这些团队,他们进新东方的时候已经受到了制度化和系统化的约束,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可以接受。现在新东方在进一步规范化,大家还是觉得有点难受。因为到美国上市以后,“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就是关于内部控制,要求极其严格,新东方为了达到它的要求,已经花了将近2000万人民币,每一个人都像脱了一层皮一样。比如说想买一支圆珠笔,原来我们买就买了,几个本子、几个圆珠笔,那还用谁批啊,就这几个钱。现在如果被查出来没有得到批准的话,这叫损害股东利益,公司的信誉度就会下降,你的股票就跟着下跌。那么严密的管理我们从来没经历过,所以现在在本土的所谓规范化、制度化基础上,又开始更深一个层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还是蛮难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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