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影响或制约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不相适应。因而,从中央政府到经济专家,几次三番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放到显著位置。笔者以为,调整结构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不是靠“自觉”,也不是仅靠政府推动就能完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让危机“逼”出来的,是一种痛苦的、需要有重大牺牲和损失的消长,是一种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巨大冲击的重组。而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则是和鼓励政策有关,和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有关。
回顾这些年来的调整,我们发现,政府比企业积极,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积极,行政手段或“类行政手段”比市场行为积极,从早期的“砸锭”,到关闭“五小”,从合并钢厂,到关停小电厂、重组煤矿,几乎都是如此———这似乎与市场基本规律不太相符———本来,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要优胜劣汰,企业应该是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承担者,但是,这一基本要求为何在中国却屡屡“失灵”呢？
首先,中国经济运行主体中政府的分量依然过重,特别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资源的掌控还是项目的取舍上,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发言权,也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企业利益,甚至是企业的“没顶之灾”。于是,调整匆匆了事,转型根本不会触及。如果影响G D P降幅过大,地方政府就会主动对调整刹车,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企业也看透了地方政府的奥妙,对调整多是应付。很少看到中国企业主动转型,而是想尽办法“熬”过调整,重新膨胀。
其次,由于价格杠杆等市场手段的不完全、不彻底,导致某些重要产品的信号失灵,对企业产生的调整压力不足,甚至产生相反的信息指引。比如,能源价格扭曲,资源价格过低,造成中国大量高耗能产业“蓬勃发展”,许多资源消耗型产品大行其道———实际上,中国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不少出口产品实际上是“中国补贴世界”。但在表面上,由于内需和外贸都显示了充足的“需求”,因而这类产业调整压力被蒙蔽,转型要求被忽略。
当然,也要看到,在尚属“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对于诸多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品牌效应的产品,尚有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在市场过热、发展速度过快、增长手段过于粗放的情况下,调整的要求往往被压制,限产、停产的压力常常“无疾而终”,甚至被新一轮的扩张所取代。这也让企业产生了不愿调整的情绪。
调整与转型总体上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是短时间内不见政绩、甚至只见“败绩”的事。纵观世界经济史,世界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也都是在危机时不得不进行的“无奈之举”,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产品滞销等等在所难免。调整或转型,首先需要正确面对危机,面对增速下降,面对企业困难甚至破产。或者说,调整转型动力主要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要对新兴产业大力支持,对创业精神大力支持,对创新创意大力支持。以新代旧,转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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