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精斗云2006年9月4日，现为富时100指数(FTSE 100)成分股之一的一家公司任命了两名女性担任非执行董事。自那天以来，这家公司的股价已累计上涨18%，同期整个市场则下跌了28%。
由于其中的一位女性刚好是我，所以，我很想论证，是第一个事实导致了第二个结果。但由于担任非执行董事意味着你必须认真研究数据，并努力对其做出合理分析，我自觉有义务指出，这种突出表现是得益于其它原因；每年大约9场的董事会议有两位女士出席的事实，与此毫不相干。
不过，这一超出市场水平的业绩让我成为了一种统计学新正统观点的一部分，该观点声称已经证实女性与盈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过去几周内，我已经两次被强行灌输了这一观点。第一次是在上周伦敦的一场高级职业女性晚宴上，这种联系完全被当作一种事实在陈述。接着，在两名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撰写的新书《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 *中，这一联系得到了更有力的阐述。
该书的主旨是所谓的“资产/雌激素”之比——即女性高管越多的公司盈利能力越强的理念。该比率令我感到不自在的原因有三。第一，它令人作呕。第二，它存在年龄歧视，因为更年期过后，女性不再拥有那么多的雌性激素。第三，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原因，这完全是胡扯。
这本书的作者敦促人们：“好好计算一下。”唉，我不会做数学计算，因为我不是一名统计学家。但我咨询了会做的人，他们告诉我，拥有诸多女性高管的公司会有超出平均水平的表现，这个观点尚未得到证明。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你需要大量样本——而眼下并不存在这种样本。你需要根据行业以及成百上千个影响利润率的其它因素进行调整。并且，即使你可以证明存在这样一种联系，上述论点可能还是不能够成立，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愿意提拔女性的公司恰好也是对所有雇员都很不错的公司，或者是那种比较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而较之雌激素，这些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可能更大。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支持女性担任高级职位——女性占总人口的一半，因此公司顶级职位中女性如此之少似乎是一种耻辱。
然而，我更强烈支持的是坦诚地讨论这些事情。不久前那场晚宴上的女性高管都是上述观点的虔诚信仰者，因此不愿进行意讨论。当我鼓起勇气说，女性身份给我带来了巨大优势时（如果我是男性，再过一百万年也进不了董事会），她们就像咬了口柠檬一样，表情非常不快。
抱着对公开讨论的兴趣，上周，我给我的董事会同事们发了封邮件，询问他们的想法。我和另一位女董事是否凭借性别给公司做出了贡献，如果有，是什么？
我还和另一位女董事提前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我们与男性的想法不同——但这与我们的背景更加相关，而不是性别。除此以外，我们认为，我们的雌激素的唯一贡献就是让董事会晚宴变得更有生气了。
相比之下，男性董事对我们的女性身份似乎更看重一些。有些董事说，看到董事会里也有女性可能会对女性职员产生（少许）激励效应，并且对外部公关可能也会有一些（极其微小的）帮助。其他人认为，我们参与董事会讨论的方式略有不同，这是件好事。少数几个董事评论说，董事会讨论更文雅了，往睾丸激素导致的激进方向发展的趋势略有缓和。此外，没错，与只有8个了无生趣的男士坐在桌边的那些日子相比，董事会晚宴的确更有意思了。
同一周，我向一群年轻女经理发表演讲，并且问了她们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她们所在的公司以男性为主。她们觉得需要女性高管榜样吗？不。她们觉得如果自己想升职，就能得到提升吗？是的。她们觉得做女人很难吗？当然不。然而，最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是，这些年轻女性都洒脱地承认，她们喜欢将女性特质作为武器。她们认为调情不是示弱的表现，而是强势的表现。
这一飞跃令我震惊。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女性都觉得女人调情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跟男人一样做事。但现在我在想，这是否正是一个美丽崭新的后PC世界的开始。回过头来看看一些男性董事发给我的邮件，有人提到了“董事会里的鸟儿”——几年前，我可能会古板地迫使自己对此表示不满。而现在，我只是开怀一笑。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讨论后，这无疑才是我们应该学到的东西：抱着足够的自信进入后PC时代，而不是觉得有必要借助不可靠的统计，或是声称女性多么伟大的可笑宣言，过度粉饰那个有关雌性激素论点。
充斥着这类宣言的《女性经济学》倒是说了一句话让我在上个星期感到很有意义：“我们从未这么火过。”上周四，当我结束了一个董事会会议辛辛苦苦地往家赶时，伦敦地铁里的温度达到了45摄氏度。 (本文来源：FT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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