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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要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许多关于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希望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并鼓励更多人进行创业,那么实施到现在成果如何呢?是否达到了制定者所期望的效果呢?

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实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显著。同时,报告还指出,在我国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减税降费效果最为明显

2016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降成本”有关工作。

“从调研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国务院降成本工作部署及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推出降成本‘组合拳’,取得了降低企业税费、融资、用能、物流、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良好成效。”调研报告指出。

本次调研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介绍,这些举措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降成本的成效得到企业的普遍认可。从线上调查数据看,对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26.4%的企业认为成效非常好,36.8%的企业认为成效好,仅2.1%的企业认为成效较差;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6.1%)和好(37.1%)的企业共计占到了63.2%,只有1.3%的企业认为成效差。其他方面的降成本措施成效,企业认可度也都很高。

“减税降费的效果最为明显。”刘尚希表示,从实地调研情况看,2016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比如,2016年山东省营改增减税规模达327亿元,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实现“零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收费负担约100亿元。福建省全面停征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收费,落实国家扩大18项行政事业收费免征范围,共计减少涉企行政事业收费约16.04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14年开始呈下降态势。”刘尚希说。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印证了中央包括降成本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进一步显现。”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说。统计显示,今年前6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6337.5亿元,同比增长2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9元,同比减少0.02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7.29元,同比减少0.35元。

“这些数据表明,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好转,降成本的效果十分明显。”万东华说。

 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挑战性强的系统工程。”刘尚希表示,在我国依然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万东华也认为,降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目前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仍然突出,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调研报告指出,由于降低企业成本牵涉方面众多,容易受到内外部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当前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发挥迟滞。与此同时,推进“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较大,后续改革繁重。

“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中介收费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空间依然很大。”调研报告指出。

比如,当前存在多头监管、监管过多、重复监管等现象,加重了下一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工作负担和运行成本。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一些银行采取大额授信权限上收总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贷政策,抽贷、断贷现象严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短贷长用”现象非常普遍,带来了不小的金融风险。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联运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货物中转装卸消耗过大、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也亟待关注与有效解决。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刘尚希说。

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绝非一次性短期任务,需要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需要。”刘尚希强调。

良好的社会预期,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石。调研报告建议,当前各项政策要发挥预期管理功能,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政策预期的确定性。

要充分考虑税费政策稳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给民间投资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将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

“在宏观层面,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刘尚希说。

调研报告强调,放水养鱼的政策导向应坚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不合理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能力。地方债务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规模,出于防风险的整体考虑,依靠扩大赤字、债务来进一步降税费,会扩大整体风险。因此,要进一步降税费,就必须减少支出规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规模。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也认为,应该以政府支出的减少来支撑降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节用裕民’,这就是降成本的辩证关系,如果把裕民理解为给企业降低成本,节用就是政府削减支出。”他说。

“通过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调整支出结构,也可达到减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快转移支付改革。”刘尚希说。

在融资成本方面,调研报告认为,当前各方反映企业融资成本高,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与实体企业之间的“经络”不通,金融与实体企业没有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融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风险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疏通‘经络’,才能既遏制风险,又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刘尚希说。对此,调研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组建政策性或社会资本发起参与的中长期信贷机构、积极发展区域性金融组织、推进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设等建议。

调研报告认为,降成本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文章来源:中国会计网